9月15日，北大副教授、电视节目兼职主持人阿忆在其博客中向网民“汇报”个人收入情况，说像他那样的年轻大学教师，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时感入不敷出。“北大无小事”，阿忆话音刚落，网络舆论已一片哗然。

没有人相信，北大教授会像阿忆说的那么穷；事实上，北大教授如果说穷的话，那最多也是相对于高收入者的“贫困”。不过，外界对北大教授收入的“知识”，确实也存在些许想象因素。一位评论者在网上评论说，自己在某个IT企业碰见过几位从事“学术走穴活动”的北大教师，经过了解，知道他们在该企业得到不少“外快”，这些“外快”比起他们作为北大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来说，高得太多。

该帖说的是目睹之事，不可能有错，不过，其所针对的，本应只是北大的部分人、部分学科，如果用这个观点来指涉整个北大教师群体，那就不一定公平了。

于我看，阿忆与“网民”之间之所以会存在“隔阂”，乃是因为他看的是北大大部分收入较低的副教授、讲师、助教的情况，而忽视了北大存在的少数“富人阶层”，而痛贬他的网民，则将“北大教师”等同于“北大教授”，没有意识到，并非所有北大教师都是正教授，并非北大所有院系的教师都有条件“走穴”；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国内高校时下存在教师收入“阶层化”的现象。

高等学府有等级之分，形成与收入水平挂钩的职称之别，那是正常的。然而，这些年来，国内高等学府出现了“过度阶层化”现象，实非正常。现象的出现，与工资基础上的所谓“岗位津贴制度”有关。“岗位津贴制度”设计的本意为：激励教师提高工作效率，通过给那些工作效率高、工作量大、贡献突出的教师高人一等的待遇。这一政策，对于克服高校教师过去存在的“人浮于事”问题，无疑有益处。不过，如任何制度一样，它也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如今，高校教师的“岗津”已导致广为人知的矛盾，特别是与大学效率提高无关的地位与收入竞争。值得关注的是，“岗津”导致的问题时常还与大学内部学科发展不平衡问题结合，变得“雪上加霜”。我们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于是，我们提供给某些被认为（包括被误认为）“有用”的学科（如管理学、经济学、工程学等），已比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部分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更多的资源。这就使从事所谓“有用学科”之教研的教师，在校内外获得更多利益。而作为大学的领导，又急于“提高效率”，于是，他们通常会将并非是依据知识积累、而仅仅是凭借其高度实际“效率”而获得“名望”和“影响力”的院系树为“典型”，从中提拔“管理人才”。如此循环往复，“岗位”与实用主义的“学科建设”策略相互结合，形成动力，导致高校教师收入“过度阶层化”问题。

时下一些大学管理者以为“岗津”是“灵丹妙药”，并以为大学承担的不过是对“脑力劳动者”进行“剥削”的使命，每年评定“岗津”，寻找机会以降低“岗津”以至“开除”等来威慑教师（特别是教师中的弱势群体）。结果，闹得教师人心惶惶，“同而不和”，使一些本来有高度学术素养、组织经验和历史贡献的老教授过早“退出历史舞台”，使不少勤奋青年教师又在这场“改革”中成为“弱势群体”，失去发挥学术能力的机会；中国学术，出现了“青黄不接”的严重问题。

对于诸如此类问题，大学管理者亟须进行系统分析；若是等到问题进一步恶化后再让人“抱怨”，让人打口水战，就为时太晚了。【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