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加大证监会的监管权？

《红周刊》：此次“新法”赋予了证监会非常大的权力，使其几乎具有了准司法权。也有法学专家提出根本没必要允许证监会查封账户，否则容易使证监会成为公众攻击的对象。

许健：这个问题是草案修订过程中矛盾非常集中的一个焦点。由于这次“新法”的立法过程是公开立法，有时候有意无意地通过某种渠道透露出去可能修改的内容，就是要看看社会反馈，然后通过开座谈会、参照国外经验等做法，将法规修订得更完善。像“赋予证监会准司法权”这样的条款，会使人感觉证监会监管的范围大了，手段也多了，权利非常大，因此，反对声音不少。

但是修改小组的成员经过仔细考虑后，认为还是必须赋予证监会这个权力，不过同时也要有至少4、5个相应的条款对其权力进行约束。比如要出示证明、要第一把手签字等。

从国际经验看，哪一个国家证券监管部门的权利不是很大呢？英国监管部门的权利比警察还大，甚至还超出了司法部门的权利。任何法律的关键都在于执行，“老法”执法不力的现状是值得警醒的。

《红周刊》：目前在“老法”的执法中，明显存在着“重行轻民”的现象，比如中科创业的股价操纵案，最后追究的都是行政责任，而投资者的权利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新法”当中，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吗？

许健：有国家的证券立法无一例外的都是以行政处罚为主，因为真正触犯刑法的证券案件数量还是很少的，民事责任又比行政处罚少，这三部分的处罚是相互配套的。这次“新法”对资本市场违规行为的处罚，基本上形成了“行政处罚、承担民事责任、刑事处罚”这样一条监管链条，会大大加大违规成本。

郎咸平没有学好《证券法》？

《红周刊》：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人称“郎监管”的郎咸平对新《证券法》给予的评价并不高。按照他的判断，“新法”只有包含了美国证券法律中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才能真正做到保护中小股民，否则法律还是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这种判断有道理吗？

许健：其实，郎咸平还是好意的。但我想郎咸平先生并没有很好地学习过“新法”，可能是以“老法”所见推断的吧？首先，我已经说过，我国法律体系是大陆法体系，美国则是属于英美体系，缺乏可比性。

这里我想就他所说的两点谈谈我的看法：其一，集体诉讼的具体做法，并不完全需要在证券立法中规定，在今后的司法解释里面，我想应该涉及到这些内容。其二，辩方举证问题，实际上就是无罪推定，即除非你能够证明自己行为是无罪的，否则就被认定为有罪。这在“新法”的很多条款中都涉及了。这也是这次证券立法当中一个很大的进步。

《红周刊》：退市问题也是“新法”出台后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有人认为这是“新法”中的重大瑕疵。为什么没有考虑这部分内容呢？

许健：关于退市的权限和制定具体规定的权力应该是证券交易所，国外证券立法也是采取这种模式处理的，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整体与局部的结构问题。

先说一个故事。世界级的雕塑大师罗丹有一次在创作一个雕塑人物时，将其雕刻得非常精美得一只手砍掉了。旁观者感到很惋惜，问他为什么。罗丹答道：就是因为这只手太精致了，破坏了作品的整体美。

对于证券市场的基本大法也是如此，存在一个合理的结构问题。对有些不是本质性问题的处理还会有国家的相关政策相配套。

改变了证券立法坐标体系

《红周刊》：最近有舆论认为，“新《证券法》的出台乃至实施，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具有革命性、划时代的意义”，您怎样理解这种提法？

许健：我想这种观点是对的。革命性首先体现于，“老法”是一个限制性的法律体系，“新法”则是一个全方位调整各种关系的新的法律体系，它建立了新的市场秩序。革命性还体现于，“老法”出台于“亚洲金融风暴”时期，那时的证券市场处于“孤岛”发展模式。现在市场规模扩大了，很多当时的规定束缚了市场进一步发展。因此，“新法”对五大问题、六大条款进行了修订。它的修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整个证券立法坐标体系的改变。

“老法”那些限制性条款形成了一个具在局限性的立法体系，它的修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整个证券立法体系坐标体系的改变，开始了证券立法的新时代。从大背景而言，则是体现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国九条”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思路的。

总之，法律制度和框架的有效性体现出来是长期的，时间越长，越能体现它的好处和优点，新的证券将对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此我坚信不移。-

人物简介

许健：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先后人民银行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现任财经委调研室副主任，《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小组组长。参与主持了《政府采购法》、《中小企业促进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制定。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金融、财政等，著有《中国经济转轨中的货币控制》等八部专著，并发表学术论文数百万字。

和讯网－红周刊 记者　江红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