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宋元

特区政府经过18个月的咨询，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于2005年10月19日发表了政改方案《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此方案在表决当天收到近80万人签名支持。有人士认为：“这套方案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香港的政制发展出现了难得的机遇。”

香港特首曾荫权曾于政改方案表决前夕称，过去几星期里，他一直扪心自问：有没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可行方案？前思后想，他还是认为“在尽量照顾社会各界诉求的前提下，现有方案可谓来之不易。”可惜，特首的愿望落空了。

原本的“政治大礼”陡生变数

2005年12月2日，在与香港部分立法会议员会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强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基本法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制度是中央的一贯立场。”

此前，特区政府的策略是以人大决定为框架，然后在框架内建构出最具直选成分的区议会方案，并预留委任议员的投票权和委任人数作为讨价还价的空间，再以高民意支持为推销的后盾。整个政改方案，被认为应该是令泛民主派喜出望外的政治大礼，据悉不少民主派议员最初得知这个方案时也将信将疑。

但作为天主教徒的特首不一定想到的是，整个计划在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反对派媒体《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介入下节外生枝：素来以敢言见称的陈日君猛烈批评政改方案，黎智英在自家报纸上发表评论“香港人：请抚着良知行出来”，为2005年12月4日民主派将举办的游行造势。而一位不具名的“78岁老人”于2005年10月28日所刊登的要求普选的广告，更转移了整个政治讨论的焦点：“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普选吗？”

此次政改方案没有就双普选定出时间表。根据《基本法》，特区政府要在适当时候检讨2007年以后的政制安排，最终达到普选的目标。面对民主派的要求，特首曾荫权在电视讲话中质疑：“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何有人要将普选时间表及政改方案捆绑在一起？”

有港媒评论：“这次扭转乾坤、操控全局的是陈日君和黎智英，再加上临时主角陈方安生，他们让北京联想到国际上的政治力量，要政改，恐怕路路不通。”

在方案表决后，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在记者会上，特别点名民主党议员李柱铭和主教陈日君，指他们宣称要使香港政制原地踏步：“他们的目的实现了，但是，他们必须对此结果负责。”

《凤凰周刊》致电行政长官办公室时，工作人员强调：“对于社会人士就普选时间表的诉求，特首已经承诺会在策发会跟进普选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的讨论，这方面的工作特首会继续尽力做，使香港的政制能够稳步、扎实、有序地向普选迈进。”

尽管政改方案未获通过，中央政府一如既往“挺曾”，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此表示：“出现上述结果不仅不符合香港的主流民意，是特区政府和香港公众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陈日君批评政改方案，

陈方安生鼓动反政改游行

陈日君是民主派中风头最猛的一个。2005年12月23日，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坚持认为，政改方案是“鸟笼方案”，“我看不出政府方面有诚意让港人得到普选。”针对特首政改方案被否决即民主“原地踏步”的说法，陈说：“原地踏步总比胡乱前进好，胡乱前进会令将来更难前进。”此前，陈日君建议香港政府以公投或者全面调查民意的方式，测试香港人对政改方向的反映，他还呼吁教徒积极参加公投。

此前澳门“赌王”何鸿借84岁生日在报章发表大幅广告，称中央的诚意毋须怀疑，并暗批陈日君，要他不要“干预”政治，要“多讲耶稣”。

对于陈的表现，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张炳良认为：“宗教人士包括主教在内，对民主制度有立场、看法可以发表，他们有发表的权利。但是香港应该政教分离，宗教领袖对教徒有很大影响力，他们不能以此来影响政治制度或政府政策。”

而被港媒称为“临时主角”的陈方安生是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曾是现任特首曾荫权的上司。部分民调显示，她是最有条件参选下届特首的人选之一。2005年12月4日，陈方安生曾短暂出现在港人反政改大游行行列，并高调召开记者会，此举引起香港政坛注意。陈希望香港在2012年实行普选，并表示她不会参与2007年香港特首选举，支持曾荫权做特首，也不会参加任何反曾的活动，但她希望曾公开答复，是否愿意承诺向北京建议最迟在2012年在香港落实普选。

泛民主派自李柱铭之后，缺乏旗帜性的魅力型领袖。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就此评论：“香港的反对派有个特点就是群龙无首，他们没有一个有号召力、公关形象站得住脚的领袖人物。”而陈方安生在香港确实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政界人物，西方的媒体是一直在赞扬她，说她是香港的“良心”。何亮亮认为，在12月3日香港所谓的反政改游行前夕，香港两家报纸不约而同地发布消息说，陈方安生明天会参加民主派的游行，“这个时候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鼓动一些对陈方安生有好感的市民也出来游行。”

而在北京智囊看来，此次陈日君和陈方安生的“表演”另有企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室研究员王振民称：“民主派追求民主的诚意是打上问号的，从他们这次无视主流民意，无视难能可贵的民主机会的表现来看，他们更多的是在追求个人的政治资本。”

香港政改之路坎坷，

2003“七一游行”是拐点

近年香港政争不断，焦点是2007年特首换届和2008年立法会换届采用何种选举方式。早在2004年６月７日，陈方安生即在美国《时代》周刊撰文批评中央政府处理双普选的态度，结果遭到中央和香港有关人士的严厉批评。

《基本法》规定，特首和立法会议员最终将由全体选民直接投票普选产生。但前两届特首和前三届立法会的选举将按《基本法》附件二、附件三的规定执行，即由一个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特首；60名议员中，一半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一半由选民分区直接选举产生。两个附件同时规定，2007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2/3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由于现行两个选举办法都带有明显的指定成分，民主派希望早日实行双普选，并把期限定在2007年第3任特首选举和2008年第4届立法会选举上。而特区政府和亲北京团体认为，普选时机不成熟，不希望在2007年、2008年实行普选。双方都以《基本法》两个附件为依据，争执不下。

2004年2月10日，中国政府首次以官方姿态表达对香港政制发展的立场，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强调研究香港特区未来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问题时，“必须听取中央的意见”。

此前中央官员关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从《中英联合声明》谈判至今，已有 20多年的历史。张炳良说：“1989年前，民主派人士上京谈香港政制是常有的事；1989年后才变成只有工商界、左派等政党可以上京，民主派则被拒于门外。”张说：“九七回归，主要是解决了主权回归问题，港人治港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未来。回归初年，香港即遭遇金融危机，中央助港纾困令双方进入关系‘蜜月期’；但后来23条立法引起很大争议，受2003年‘七一游行’影响，要求普选的民意抬头，中央多个经济大礼都无助于双方政治弥合。”

张炳良认为，在香港政改之路上，2003年的“七一游行”是一个拐点。当年7月1日，温家宝总理上午离开香港，香港50万市民下午就上街游行，抗议特区政府准备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是香港回归后发生的最大规模示威活动，游行人数之多不仅超出民主派等组织者的预料，也超出中央的预料。许多港人担心，为此条立法，会损害自己的人权和自由。当年9月5日，有关第23条立法的争议以尊重民众诉求告终，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安条例草案。

事后舆论认为，这次抗议，加剧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政局失控的担心，也使民主派与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的争论升级。

此后两年的7月1日，香港都出现了市民游行。尽管香港经济止跌回升，尽管曾荫权政府支持率高于董建华时代，尽管民主党支持度一直下滑，但直至2005年12月4日，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仍为争取普选路线图而游行。

香港中文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有一份调查统计显示，71%游行参与者认同“游行比投票更能令特区政府尊重民意”；77%认同“游行比投票更能让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声音”；79%赞同“游行是打破现行政治制度局限的有效方法”。钟认为，连续3年的“七一游行”，“标志着香港民众的民主意识觉醒，可以说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分水岭。”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院王家英在受访时说：“此次的‘12．4游行’和政改方案被否决，可以让中央政府更清楚地认识到香港局面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在游行没有形成之前，政府也应该及早把握民众情绪和民意，否则会陷入被动。”

针对主流民意和非主流民意

存在不同解读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的话，香港现在有两种民意，一种是主流的民意，一种是非主流的民意。根据港府搜集到的资料，所有的大学机构和研究机构提供的民意调查当中，都是支持政改者多于反对政改者，即主流民意支持政改方案。

但主流民意支持的政改方案何以在立法会被否决？对此，香港学者张炳良表示:“一方面，尽管也有7成的民意要求普选，但接受政改方案的比不接受的民众确实要多，两层民意有所重叠。另一方面，现在民众的民意和立法会代表民意出现偏差也是可能的，这要到2008年立法会再次选举才会得到调整。”

而钟庭耀曾就此撰文指出：“一方面，市民普遍要求尽早实现普选，希望政府在政改方案中加入普选时间表，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否决政府提出的方案，以至于原地踏步。”钟认为：“香港市民这种表面矛盾，其实是出于好意，让政府有更大的空间，弹性处理选民的诉求。”

但在陈日君对民意解读中，又是另外一层意思：“所谓的主流民意赞成政改方案，这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退而求其次，许多人勉强赞成。”

对于上述看法，王家英认为：“正是因为对民意的解读不同，民主派也可以认为主流民意在自己这边。我认为，现在没有像2003年‘七一游行’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出现政治危机，这本身是港府和中央政府的胜利。在我看来，目前两大阵营是分裂的，一半对一半，维持相对平衡。”

民主是香港核心价值的

三大支柱之一

在民主派看来，实现双普选是《基本法》的承诺，而是否尊重承诺是政治诚信的一个指标。王家英认为：“现在民主派不一定有什么新主张，但政府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政治承担，价值上已经超越了一般公共政策的讨论。这期间，双方时常情绪化，一个把问题简单到‘民主不民主？’；另一个简单到‘爱港不爱港？’。这种思维模式，对香港的发展不利。”

撕裂性的分化引发港人忧虑。2004年6月7日，在香港左右两派争执不下的时候，超党派的294名学者和专业人士联署发表《香港核心价值宣言》，呼吁各阶层不分界别和党派维护核心价值，震动朝野。宣言说：“核心价值的动摇，正在削弱香港的管治质素与营商环境，并破坏社会的制度理性与凝聚力。我们认为，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警钟已经响起。”

宣言发起人之一张炳良说，“香港经过几十年经济发展，慢慢变成成熟社会，也渐渐形成一些香港人认同的价值，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而在王家英看来，“民主是香港主流价值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回归之后，自由有了，人权也有，现在民主问题作为香港核心价值的三大支柱之一，犹为突出。”

王家英还指出：“正是因为民主是香港核心价值，那种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好了，民众的民主诉求就会降低的看法，是误判。而现在政府政策向富豪阶层倾斜，社会存在贫富不均等突出问题，都需要通过民主制度来解决。”

对政改方案持保留意见的人士还认为，过去几年的状况说明，香港人不再只是经济动物，代之而兴的是要当家做主的民主精神。

中央政府“治港新思维”

寄望“凝聚共识”

实际上，随着对香港社会复杂性的逐步了解，中央政府正在调整过去对香港政局的“迷思”，这些调整策略被外电概括称为中央政府的“治港新思维”。

2005年以来，北京支持曾被视为“港英余孽”的曾荫权接任香港特首，又打破和民主派之间16年来的不接触政策，同意邀请全体立法会议员访问珠三角，让民主派在内地跟中国官员对话交流；而特区政府目前对宗教团体及陈日君的呼吁回应，也相当温和。

而民主派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令“中央政府珍惜的善意举动”。民主派在2005年6月释放出一系列和解信号：如一向被左派视为“反中乱港”头号人物的李柱铭，2005年6月23日在立法会也提出了“呼吁港人团结，与中央政府携手合作”的辩论动议。

即便早已传出2005年12月4日市民将举行反政改游行的消息，在11月18日的韩国釜山APEC会议上，胡锦涛跟曾荫权谈及香港情势，据曾荫权其后表示：“他(胡锦涛)很从容，对香港情况很了解，亦掌握得很清楚。”曾透露，胡锦涛常阅读香港报章，对香港情况非常了解，并掌握香港现时各方面对政改方案反映。

胡的“从容”给了曾荫权定心丸。曾早前很在意香港再次出现类似2003年“七一游行”的场面，但在中央“治港新思维”和曾的管制能力下，直至现时，未有人士如2003年一般发表挑衅言论，刺激民众情绪。对于反政改方案游行，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也没有出言批评，只表示根据《基本法》香港市民有游行自由。

事实上，对香港政改方案遭否决，中央政府也有心理准备。而中央政府最不愿看见的是社会出现分化，民主派和“亲北京”两大阵营再次水火不容。所以，胡锦涛特别强调“理性”，要“理性探讨，凝聚共识，稳步扎实有序地推动香港政治体制向前发展。”

有人士质疑此次反对派风云人物的“海外关系”

特首曾荫权表示，自己对于民主派的立场百思不得其解。在记者会上他提出4个问题：“支持政府方案与争取普选路线图和时间表有何冲突？为何否决政改方案反而会帮助订下路线图和时间表？究竟这样做对香港民主发展有何好处？究竟这样做是否符合市民利益与意愿？”

部分亲北京人士则质疑此次反对派风云人物陈方安生、陈日君、李柱铭的“海外关系”。在2005年12月4日游行后的第二天，陈方安生就到英国，据说是“策划倒曾阴谋”，但陈予以否认；11月29日，李柱铭等人“跑单帮”向美国寻求政制支持，美国国务卿赖斯破例接见并委婉表示支持。12月4日游行后，美国又于12月5日“及时”表态支持，“促请中国尽快给予香港民主制订时间表”；而陈日君的身份则是梵蒂冈任命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

对此，超党派学者张炳良的意见是：“香港回归以后，美、英对香港的评价总的来说是比较正面的。但西方国家在香港也有他们的经济利益，香港讨论政改，美国由此作一些表态，也在预料之中。”张炳良还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尽管香港问题是内政问题，不许外国插手；但中国政府也希望美、英等国际主流社会认同‘一国两制’。”

故此，李柱铭此次赴美并没有如以往被中央政府指责为“汉奸”和“卖国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的评论相当理性，仅称不容外国干涉内政；而政改方案公布后，曾荫权也亲自到华盛顿，先向美方“解释”该方案的民主性。12月4日游行发生后，北京方面也认为，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即使参加游行，也只是为争取民主，只是担心良好愿望有时会被外国势力转化为对中央政府的外交压力，这或许是香港人所始料不及的。

学者建议中央与民主派的关系

不能停止在公关阶段

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曾荫权表示:“我们不会再就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提出新的方案。我们只会处理一些技术细节，例如厘清下一届行政长官任期的问题。”

一些中立学者认为，这次政改方案被否决，对曾的负面影响不会很大，他也会很快摆脱此一挫折。王家英说：“民众除了看民主，还看管制是否改善，这方面曾荫权是职业官僚，在行政管理上很有效率，他是有能力的。”

诚如特首所言:“香港和中央的互信越大，中央就会越加放心地支持香港推动民主进程。假如互信受到破坏，今后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只会收得更紧。”不过张炳良认为，目前政改方案被否决，香港部分民众和中央的互信也不会如一些人讲的“毁于一旦”。“短期内民主派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可能受点影响，这还要看此次中央有关部门对民主派的评估，可能会有强硬或不强硬的两种观点，会对民主派产生不同解读。但中央的策略调整总的来说是值得肯定的。民主派也在调整和中央的关系，也在对话，只是双方互动程度不够。”

一些学者建议，中央与民主派的关系不能停止在公关阶段，应该有真正的沟通，寻求真正的共识，化解矛盾。王家英说：“25个议员是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他们也代表很大一部分民意。两者一定要互动，要真诚地让步、和解，不应该找谁要负最大的责，不能走对抗路线。”王家英同时认为：“民众的民主诉求不会因政改方案没通过而停止，特区政府必须寻找整合民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