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攒几年钱，然后回家买房，开个小买卖，甚至开公司做大生意，这是1990年代中期第一波赴韩国打工浪潮中，大部分朝鲜族最初的“韩国梦”。

八仙过海

1998年，韩国修改了移民法律，商务签证的申请与审批变得更为严格。通过商务签证大批前往韩国，然后非法滞留打黑工的途径被压缩。许多人开始打起别的主意。

首先是“向福建人学习”，通过在大连、青岛、烟台等靠近韩国的港口登船，然后在仁川附近海域“抢滩登陆”的强行偷渡越来越多。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1995年，在辽宁、山东、江苏等省拘捕的密谋偷渡韩国者，有1947人，而当年全国抓获的各类偷渡者总数不过6000余人。

2001年，甚至出现由韩国、福建以及朝鲜族蛇头联手组织，共计60人的“联合偷渡团”。其中25名福建籍偷渡客的目标是借道韩国偷渡美国，他们的偷渡费用为6万美元。其余朝鲜族偷渡客的目的地则是韩国，费用为6万元人民币。

在他们所搭乘的偷渡船最终抵达韩国之前，25名福建籍偷渡客在船舱中全部窒息而死。韩国籍船长指使手下船员将他们抛尸大海。这起惨剧与震惊世界的“多佛惨案”一起，促使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打击中国偷渡集团。而韩国也因此继续修改移民法律，加强对非法滞留人员的遣送。

此时，东北朝鲜族赴韩国发财的梦想已经变得不可阻挡。结婚，则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另外一条捷径。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1998年3月末，中国朝鲜族女性改为韩国国籍者为30349人。为了取得韩国国籍和在那里找到工作，朝鲜族姑娘找一些比她本人大好几岁甚至十几岁的韩国农村男青年或在城市里的低层劳动者结婚。

韩国外务部的一位官员说：“1992年建交以前不过数十件的韩中两国的国际婚姻，到1995年增至7600多件，其中一半以上的朝鲜族为获取韩国国籍而通过中介人缔结伪造婚姻，因此我们正研究防治对策”。

在中介机构的组织下，众多韩国无家可归的男子被选为结婚对象，为朝鲜族女性提供移民韩国的便利。

还有少数朝鲜族女性嫁到韩国以后，为了挣钱，以回国探亲为名，到故乡召集想嫁到韩国去的姑娘，介绍给韩国男性。介绍一人可赚800020000元的介绍费。

跨国婚姻的一个好处是，一人得道，全家享受。这些远嫁韩国者的父母也能够以参加女儿婚礼为名，进入韩国，逾期不归，非法滞留。19931995年，共有6773名朝鲜族父母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女儿婚礼，到期返回的只有688人，非法滞留者达6085人。

现在已经回国的龙井市朴女士1999年通过中介与首尔的一名中年男子结婚后，来到韩国。她的丈夫从她到韩国的第二天开始就经常对其拳脚相加。但是因为结婚满2年才能获得国籍，所以她只能忍气吞声。直到有一天看到丈夫因喝醉酒竟拿起了刀，她最终还是向当地警方报案，离开了家。

过了一段时间，其丈夫以“遭到结婚诈骗”为由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并且得到了离婚判决。那时，二人刚好结婚1年零9个月。因为在派出所留有案底，她很快被遣返了。

朴女士现在延吉的一家餐馆打工。她不愿意回想那段“远嫁韩国”的日子。在嫁到韩国之前，她已经结婚，还生了孩子。“每个月800块也够活了，孩子不在身边，每个月8000又有什么意思呢？”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除了远离亲人，时刻都有的紧张感也一直伴随着这些非法打工者。

2001年11月，正在工厂食堂里刷碗的尹红突然听见工厂大门一阵骚动。韩国法务部的人很快出现在她面前，在无法出示合法身份证件的情况下，她和另外两名非法滞留的朝鲜族人一起被带回了仁川法务部的拘留所。

“我们太慢了，其他几个人就跑了。”尹红微笑着回忆道。

和另外数十名被查获的“非法滞留人员”一起，从仁川港登船，经过20多个小时的航行，她回到了一别4年的国家。

大连警方在港口接收了他们。在拘留几天之后，他们被要求缴纳5000元的罚款，才能获得自由。“当时我觉得，回来也好，在国外‘黑着’心理压力太大了，工作也太辛苦。回国就自由了。”

然而国内的现实还是让她重新燃起了回韩国打工的念头。因为没有什么技能，她在国内打工也就能挣得每个月700800元的收入。“心理落差太大”。另一方面，她的儿子刚考上高中，马上就要面临大学学费的压力。“为了孩子，再苦也得回去。”

一别4年，让她惊奇的是，当年在延吉到处托关系寻找的“门路”，现在已经满大街都是。

延吉的街头到处是各类出国中介的巨幅广告——这主要是针对年轻人的留学中介，显然不适合她。朝鲜语报纸则整版整版地刊登“代办韩国探亲签证，100%成功率”的豆腐块广告，没有地址，只有一个联系电话。书报亭的窗户上、电线杆上、街头的墙壁上，“韩国婚姻中介，可见面”的小广告铺天盖地。

她最终选择了与丈夫假离婚，然后再找个韩国男人假结婚。“本来是打算办探亲签证的，但是探亲签证要8万元人民币才能保证一定签下来。贵了，而且还没有韩国居留权。”

假结婚具有一定风险，并且仅限于女性，而探亲签证则显得更为全能一些。这种签证允许合法打工，一旦获批还可以在13年内多次往返。无怪乎探亲签证的价格也是最高的。

8万元里的4万元，会用来联系韩国的“亲属”，“没有也给你做一个出来”。剩下的4万元则是国内各级“中介”的利润。

根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在中国的“韩国签证营销网络”，分为搜集乃至层层递交护照资料的“中介”，负责与各方尤其是领事馆、大使馆方面联系的“签证代理”（一般为韩籍），以及负责伪造文件的专业户。所交费用中，1.52万元用于贿赂领事馆、大使馆工作人员。1万元左右用于准备各类假的身份证、离婚证，朝鲜族中小学毕业证书（用以证明朝鲜族身份）以及部分“中介”的利润。剩下的，则是掌握各种资源的“签证代理”的利润。

也就是说，与领事馆、大使馆工作人员熟悉的韩国“签证代理”们，和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们一起占据了价值链的最上端。而这条价值链，最晚在2000年就已经构建完成了。

“（韩国）沈阳领事馆，有一位副领事，汽车后备箱里都是成捆的护照和现金。”在延吉，直接面向普通人的底层“中介”们为了强调自己靠得住，都会故意向前来询问的人“透露”此类秘闻。

据悉，韩国签证代理们一般居住在北京的望京地区，很多关系没有那么“硬”的望京韩国移民也在尝试这一行业。“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办成一张签证，在中国1年的生活费就有了。”

“我们这里是一条龙服务，被遣返过都没关系，可以给你换户口，换身份证，换护照，有真有假，假的和真的一样，真的就是真的。”在延吉市中心的一座写字楼里，某个“交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边眨着眼睛，一边解释说。

延边州公安局的数据则显示，“延边州每年要受理新申请护照10万个以上，我们延边一年新做的护照，比整个重庆市都多。”延边州的人口约为600万，而重庆市则拥有3000万人口。

韩国每年限定“在中同胞”可以获得探亲签证的名额为3万名。而每年的申请都在此数的两倍以上，除了负责核实资料的领事馆中国雇员之外，谁能获得签证则完全取决于领事馆签证官员（VO）的“自由心证”。